编者按：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正如习近平书记昨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所说：“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使西南位育中学学生深刻理解“长征精神”，学校通过视频观赏、阅读经典、采访老党员、征文评选等形式积极开展纪念长征系列活动。以下是西南位育中学林文君同学的长征优秀征文《斯诺与上海》，刊登于《新民周刊》。

斯诺与上海

十月的一堂德育课上，上海西南位育中学党委书记金琪老师，兴致勃勃地向平常喜欢阅读的高中生们推荐了再版的《西行漫记》。大家打开这本红色略带灰色的厚厚的有30万字的书，发现这原来是一本记录中国共产党80年前在苏区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课堂上，刚刚在长假里考察过中国西北、西南等地长征遗迹的留学生们，也在议论这部被解说员们多次提及的不朽名著。

　　这本书最初英文版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早就轰动过西方。

　　《西行漫记》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6月-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在中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通过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广大红军战士、普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和交流，斯诺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革命成果。虽然书中的代表人物和历史年代离现在的年轻人比较遥远，但作者优美的文笔、真实的感情、朴实的语言，仍然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后世的学子们。仿佛穿越时空，斯诺写下的故事，将他们带回到了80年前的陕甘宁根据地、置身于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之中。

宋庆龄推荐斯诺采访陕北

　　斯诺对陕北苏区的考察、采访以及《西行漫记》中文版的出版，和宋庆龄、和上海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位于淮海西路上的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金晓春说：1928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斯诺作为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远渡重洋来到上海。不久之后，斯诺接到了一项任务，应纽约《先驱论坛报》之邀为宋庆龄写传；因为宋庆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的夫人，早就闻名西方了。当时，在如今香山路上孙中山故居的那幢小楼里，斯诺对宋庆龄进行了专访，他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孙夫人这样可以信任和爱戴的人。”此后，斯诺便成了当时宋庆龄寓所的常客。在那里，宋庆龄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外年轻作家、艺术家和革命者，共同研讨国家形势。

　　通过宋庆龄，斯诺了解到国民党的内幕与历史情况、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以及许多从书本上无法了解到的事实。在《与宋庆龄的友谊》一文中，他写道：“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宋庆龄对斯诺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和帮助是促成他的陕北之行。为了能够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斯诺有了去陕北苏区采访的想法。在取得《每日先驱报》的经费支持后，斯诺请她给予帮助，宋庆龄欣然同意。通过宋庆龄的联系，中共中央同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她最终决定推荐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前往。

　　为了使他们可以顺利进入苏区，宋庆龄安排了董健吾护送他们借道西安进入苏区。在出发前，斯诺想到此行途中充满险阻，不免有些担心，正是宋庆龄打消了他的疑虑，使他知道“这次旅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于是，斯诺就成为了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从苏区采访回来后，他根据自己的第一手素材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最后汇编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及红军、长征都做了客观的评价，使国际社会第一次真实了解了共产党。该书在西方一经出版，便轰动了全世界，仅一个月时间就发行了五版，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感激，斯诺将一组在陕北采访时拍摄的照片和一本《西行漫记》赠送给她，并在扉页上写下：“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现在，这本书就陈列在纪念馆中。

上海“地下”出版《西行漫记》

　　不过，在斯诺获得盛誉之初，中国读者仅有极少数人听说此书。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国朋友，在住所里，他将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刚寄到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样书赠送给胡愈之。

　　胡愈之当时是上海抗日救亡的文化旗手、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建国后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出版史记载——“胡愈之当年对此书已有所闻，只是没有看到具体内容，收到斯诺的这一特殊礼物后如获至宝。在回家的车上就开始阅读，回到办公室后更是关上门、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速读这本书。书一看完他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他随即四处奔走，联络了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共同商量出书问题。胡愈之在座谈会上对他们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尽管炮火早就覆盖上海，斯诺的这部著作鼓吹抗日的主张，当时的国民党对出版中共情况的红色书籍查得很严，轻则停业整顿、罚以巨款，重则抓人坐牢和出版社关门，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公开出版此书。上海文化界的抗日志士们经过周密商讨，决定自己办个出版社，社名叫复社，社址就设在胡愈之家里。编辑成员有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十多人，由张宗麟任总经理。为了万一，书名没有用《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名，而是采用了比较含蓄的书名——《西行漫记》。

　　胡愈之后来回忆：为了抢时间，把原书拆开让十多个人同时翻译。全书12章30多万字，不到1个月就翻译完毕。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他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参与成员每人捐几十元，二是向读者发预约券。每本书定价2.5元，如果用预约券购买，只需1元，这样可以先解决一部分出版经费。经费略有眉目，印刷又成了突出的难题。上海沦陷前夕，商务印书馆就搬迁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了业，胡愈之便四处寻找熟悉排印的工人帮忙。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等全部工序，中文版《西行漫记》还增加了英文版没有的一些照片。当斯诺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记》后激动地说：“从字面上讲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者所创造的。”

　　《西行漫记》1938年3月在上海的第一版印了2000册，书很快售完。接着就是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四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至1939年发行量高达8万多册。《西行漫记》的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此书后来翻译成英、俄、法等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在此后几十年间更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